2021年10月12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縣莫干山鎮一針一線中西藝術工坊，苗繡非遺傳承人為當地婦女現場傳授刺繡技藝。謝尚國攝/光明圖片
2021年8月14日，兩名大學生在安徽省巢湖市烔煬鎮三份村紫園生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間，進行花卉銷售直播。曹永龍攝/光明圖片
【專家視角】
編者按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必須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斗。中國人民美好生活全面實現的關鍵一環在于鄉村的振興。新型職業農民既是鄉村振興的引領者，也是鄉村振興的受益者。因此，培育一大批既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又有知識、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被稱作“綠領”的新型職業農民，是振興鄉村的關鍵所在。新時期，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向高質量發展，既需要政策在宏觀層面的合力，也需要各相關環節在微觀層面的努力。
1、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面臨的現實之困
歷經多年精心培育，我國新型職業農民規模不斷壯大、類型更加多元、結構持續優化、素質穩步提升，取得了較為顯著的成績。然而，面向新時代，審視當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現狀，其高質量發展還面臨一些困境。
內涵認知模糊。新型職業農民的概念提出了近十年，但受幾千年傳統農業文明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影響，大眾對農民的理解仍然停留在“面朝黃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不歇肩”的主觀畫像里。大家對新型職業農民到底“新在哪里”并不完全了解，對其新類型、新特征、新素養、新作為的認知不足，一方面導致遴選對象選擇困難，出現主觀臆斷、隨意挑選、濫竽充數等問題；另一方面導致培育內容設計困難，出現“全套化模仿”“書齋式設計”“短訓化傾向”等問題；同時還會導致培育治理推進困難，出現責權不清、共識難合、共治難為等問題，進而影響到廣大群體的參與積極性，出現“只觀望、不行動”“等靠要、不主動”等問題。
政策效力式微。近年來，中央和各省份都相應出臺了許多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但隨著培育的轉型升級，政策可優化空間還較大。一是縱向政策細化還待深入。一些地方沒有完全讀懂政策初衷、領會政策含義，盲目轉發、機械執行，缺乏因地制宜的細化舉措和靈活應對，導致培育效果不佳。二是橫向政策協同還待強化。培育工作涉及農業、人社、教育、產業等多個部門，盡管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聯席會議制度或協商制度，但各部門在具體政策制定與執行時，因部門利益和溝通不暢容易引發利益博弈、政令不一、合作受阻等問題。三是政策創新力度還待加強。例如，職業農民身份認證的政策體系還不夠健全；培育的多元化投入政策體系尚未形成；培育優惠政策與脫貧攻堅成果鞏固、鄉村創新創業、“三農”人才隊伍建設等政策的銜接還不到位，這些都是推進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要突破的政策瓶頸。
培育行動粗放。集約化推進是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但在當前培育實踐中，粗放的特征比較明顯。一是目標功利化，主要表現為過度注重短期效果、忽視長遠效益；注重項目申報、忽略過程管控；注重抓典型出政績、忽略整體全面發展。二是內容碎片化，表現為教學設計不系統，應急和應付痕跡較明顯；師資隊伍建設不完整，未能有效整合學界、業界、政界資源；培育內容不全面，存在拼接、拼湊現象，與產業轉型、鄉村建設、職業發展有效銜接不夠。三是過程內卷化，主要表現為培育項目申報上惡性競爭，內耗嚴重；培育資源多部門分割，配置效率較低；培育對象主要聚焦鄉村能人，普惠性不足。四是效果表面化，主要表現為重定性總結、輕量化考核；重數量規模、輕教育獲得；重宣傳造勢、輕實踐推廣，等等。
2、高質量培育需做好三維對接
大量高素質新型職業農民是實現全面鄉村振興的重要支撐，而高質量的人才培育需要“有材可教、有政可依、有方可循”。繼往開來，在新的歷史起點，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須做好三個方面的對接。
培育目標與農業農村現代化相對接。農業農村現代化必然要求農民的現代化。培育高素質農民是推動農民現代化的重要手段。為此，在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進程中，要做到培育變革與農業轉型對接、職業發展與鄉村建設對接、職業素養與農民分化對接，達成農民職業化發展與“三農”事業現代化推進的深度融合。
培育行動與“五大振興”推動相對接。培育新農民，建設新農村，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需與鄉村“五大振興”即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同頻共振、協作推進。培育目標要以鄉村人才振興為訴求；培育規模要以鄉村產業振興為依據，培育內容要涵養鄉村文化振興元素，培育類型要涉及鄉村生態振興領域，培育主體要賦能鄉村組織振興。
培育重點與“綠領”職業發展相對接。被稱作“綠領”的新型職業農民與傳統農民最大的區別就在于他們必須學會運用新技術、新管理、新智慧去深耕現代農業。因此，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要突顯“綠領”職業特征，分層分批培養現代農作物種植的“田秀才”，畜牧養殖業的“土專家”，鄉村建設的“巧工匠”，農業管理的“經理人”，鄉村電商的“新主播”，綠色農業的“倡導者”，智慧農業的“先行者”。
3、四力驅動使培育向高質量發展
新的歷史時期，要切實推進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向高質量發展，需要以三維對接為導向，以問題解剖為抓手，運用系統思維，探索建立起“四力驅動”的培育進階新路徑。
增強培育政策引力。建立完善包括教育培訓政策、協同管理政策、財稅優惠政策、評估監督政策等在內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體系，以政策的優化引領高質量發展。一是發揮黨委引領作用，加強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的領導、部署和監督，向社會大眾講明白“為誰培、培什么、怎樣培”等基本問題，增強各主體參與培育工作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二是引導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改革。重點修訂準入制度，破除戶口、醫療、教育、社保等限制，加強在鄉人才培養，引導下鄉人才參與，吸引返鄉人才融入；完善質量監管制度，建立從“項目申報、立項確認、經費使用”到“對象遴選、目標設計、內容安排”再到“師資選聘、方式選擇、效果考核”的全過程、全環節監管制度，提高培育針對性與實效性；建立職業資格認證制度，研究不同類型所需的從業資格和職業等級，建立相對統一的認證標準，職級梯度晉升通道，實施新型職業農民持證上崗，完善職業農民制度實現路徑。三是引入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多維參與。充分利用招生就業傾斜性政策，激勵各類應用型高校、職業技術類院校、農廣校等培訓機構積極參與；采用補貼培訓和生活費、支持創新創業等方式，吸引更多群體參與；運用惠農、育農、保農等優惠政策，激發各類企業和社會組織參與，多維營造鄉村“識才、愛才、用才、敬才、留才”的良好氛圍。
釋放培育變革推力。改革是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在“十四五”期間，還應大力推動以下改革，持續凝聚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有效運行的強大推力。一是變革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理念，全面科學認知農民新內涵、深刻領悟培育新價值，縝密構建培育新思路，基于社會分工和職業分化視角構建起“有為政府+有效市場+有能社會”聯合發力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動力機制。二是變革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形式，推進線上自學與線下指導聯動、課堂傳授與田間示范協同、整體普及與精準滴灌銜接，全面提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效力。三是豐富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內容，做到人文素養與知識技能性相整合，熱點與基礎知識相融合，產業轉型與職業發展相協調，構建起“人文素養+專業技能+職業才華+事業情懷”的教育內容體系，全方位提升新型職業農民的現代農業勝任力。四是掃除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組織運行障礙，實現培育工作縱向信息暢通，橫向跨區域跨部門合作流暢，形成縱橫交錯的育人平臺架構，支撐培育工作有效有序運行。
激發培育內生動力。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釋放市場活力要素。一是從培育對象而言，要全面開展調查摸底，探尋培育需求和職業意愿，做到精準化畫像、個性化施策、人文化關懷，增強返鄉農民工、退伍軍人、新城歸、大學生等群體成為新型職業農民的意愿；要構建涵蓋職業資質、職業等級、職業身份、職業價值、職業管理、職業生涯等內容的職業發展制度，提升社會認同，增強新型職業農民的自信心和榮譽感。二是從培育主體而言，要以新農科建設和新職業認定為契機，整合科研院所等教育資源，激活企事業單位等市場力量，提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能力。三是從鄉村環境而言，重點要改善人居環境，美化村容村貌，提升鄉村宜居指數，留住新型職業農民；要優化鄉村創業環境，改善公共服務，解決新型職業農民扎根基層的后顧之憂；要凈化鄉風民風，傳承農耕文化、興辦耕讀教育，提升鄉村就業創業軟實力。四是從職業生涯而言，要構建貫穿“專業—職業—產業—創業-事業”全生涯周期的職業發展指導、幫扶與咨詢機制；設計出涵蓋“準入—培育—晉升—退出”等環節的職業管理制度，保障“綠領”職業的職業權威性。五是從激勵機制而言，要整合鄉愁文化和農耕文明，從情感上驅動；要加大財政投入和政策傾斜，從物質上驅動；要發揮國家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示范縣、示范基地的榜樣作用，從榮譽上驅動。
集聚培育外部合力。推動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還需要突破區域界限，構建社會支撐網絡，集聚外部合力。一是以“萬企興萬村計劃”為契機，整合區域內外的企事業單位所擁有的專業團隊、專項資金、專干人才等資源，支持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質量發展。二是以推動鄉村組織振興為契機，號召國際教育組織、國家鄉村振興組織、民間公益團體等群體參與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優化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作的社會網絡。三是以推動鄉村產業振興為契機，壯大區域性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做大做強優勢產業集群，健全小農戶對接現代農業的機制，搭建起全產業鏈支撐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載體。四是以區域教育聯盟為抓手，鏈接職教、成教、普教、技教、網教等資源，創建區域性教育支撐網絡，打造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品牌。五是以人才共育共享為目標，通過東西協作育人、省際合作育人、跨業整合育人等多種形式，創建不同類型和不同功能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共同體，實現培育工作人員溝通、設施聯通、信息暢通、認知融通、民心相通、合作暢通。
（作者：金紹榮，系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