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去年高職院校擴招100萬人被寫進政府工作報告后，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明兩年職業技能培訓3500萬人次以上，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要使更多勞動者長技能、好就業。
在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院長鄭亞莉看來，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提出實施高職擴招，是對高職教育人才培養的肯定，同時賦予了高職教育新的職責和使命。要求高職教育承載更多提升勞動力素質、服務產業發展、促進就業創業、傳承技術技能的經濟社會發展重任。
“現在談職業教育的語境變了，更多的是把它放在國家宏觀發展中來看。所以無論從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技能人才的大量需求，還是從當前如何穩就業、促就業的角度，高職擴招都有必要。”在聽到高職院校擴招200萬人的消息時，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副院長劉曉覺得在“情理之中”，但他也感慨“到了考驗高職院校治理能力的時刻”。
2019年全國高職院校共擴招116萬人，百萬擴招已如期“交卷”。接下來，我國1423所高職院校又該如何應對新一輪的擴招？
消除生源后顧之憂，科學有序招生
提起擴招，擺在高職院校面前的首道坎便是，生源哪里來？怎么招？
在2019年高職擴招中，除了應屆中職、普通高中畢業生，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和新型職業農民等“四類人員”也被納入了招生范圍。據了解，這些“非傳統生源”約52萬人，占去年高職擴招總人數的一半左右。
95后退伍軍人裘舜杰便乘去年擴招的“東風”，進入浙江育英職業技術學院民航安全技術管理專業學習。疫情期間，他主要是上網課學習，“這樣不影響正常工作，又可以讓我多掌握一門技術，提升就業實力”。在他看來，“對有提升需求的人來說，擴招政策是一大利好”。
“過去，高職生源以18-22周歲適齡人口為主，即主要是傳統生源。但今后，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非傳統應屆生源比例將持續提高。”在劉曉看來，今年，職業教育更應進一步釋放擴招紅利，積極將此次疫情中就業影響較大的農民工、下崗失業人員、退役軍人等群體納入學歷教育和職業培訓體系。
不過，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上海市委專職副主委、上海中華職教社副主任胡衛發現，退役軍人、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等“非傳統生源”普遍年齡偏大，且部分已婚，出于機會成本和費用支出等考量，整體報考意愿偏低。對此，他認為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消除生源后顧之憂，比如放寬擴招戶籍限制，為考生就近報考入學創造便利，同時加大對部分人員的財政補貼，對職業技能突出者免除全部或部分學費。
此外，從2019年高職擴招院校和專業情況來看，胡衛觀察到，不同地區院校、同一地區不同院校、同一院校不同專業、公民辦院校之間招生都存在“冷熱不均”的情況。與此同時，部分高職院校存在急功近利行為，一些院校降低選拔標準，表面“寬進”，實則無序招生、搶占生源，甚至公然承諾只要報名就能返還費用、包通過等，借機攬學費、要撥款，學生則變相花錢買文憑；還有一些學校為完成任務，照抄照搬上級政策和其他院校政策，招生目標不明確。
胡衛認為，深入做好新一輪擴招工作，首先要合理確定擴招人數，科學安排擴招時間。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門要充分研判疫情影響下的就業形勢，結合現有辦學資源情況，逐年合理確定擴招人數，科學安排不同類型及不同批次招生的時間和節奏。結合產業鏈調整情況，除繼續挖潛中職生源和“四類人員”外，適當擴大有接受高職教育意愿的產業職工招生比例，從源頭上緩解不同地區、院校及專業之間的招生失衡情況，遏制院校擴招的短期行為。
彌補師資缺口，加快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
面對擴招，高職院校的資源承載能力是個更為現實的問題。
“師資，尤其是‘雙師型’教師緊缺。”胡衛算了筆賬，按平均師生比1∶18計算，2019年擴招后，全國高職院校共缺5.5萬名教師，如考慮每年自然減員約1萬人，則有6.5萬人的缺口。
教育部近日發布的《2019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普通高等學校教職工256.67萬人，普通高校師生比為1:17.95。其中，本科院校師生比為1:17.39，而高職院校師生比已達1:19.24。
今明兩年高職再擴招200萬人，師資缺口將更大。正如鄭亞莉所說，“為確保擴招后的生師比，如何打造一支符合‘四有’標準、數量充足、專兼結合、結構合理的高水平雙師隊伍成為關鍵”。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針對師資缺口，有的高職院校利用現有師資將對擴招學生的授課主要集中在晚上、周末或節假日；有的正在建設線上教學平臺，針對在職工作的擴招學生實行線上課程為主、面授課程選修的教學模式。“這就需要高職院校盤活現有的教學資源來進行靈活安排，但這個過程也需要對教師進行相應的獎勵、激勵。”劉曉說。
去年擴招了3000余人的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同步招聘了20余名專任教師，并從企業聘任了100多名兼任教師。“通過校企合作來充實我們的教學課程、師資隊伍，可以加快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湖南化工職業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校長王雄偉告訴記者，經過去年的擴招，“學校在師資、實訓平臺等方面都加大了投入，有了快速提升”。
2019年，教育部等四部門關于印發《深化新時代職業教育“雙師型”教師隊伍建設改革實施方案》提到，到2022年，職業院校“雙師型”教師占專業課教師的比例超過一半，建設100家校企合作的“雙師型”教師培養培訓基地和100個國家級企業實踐基地。
鄭亞莉建議，有關部門要進一步完善政策制度保障，出臺關于職業教育教師資格準入、培養培訓、考核評價、待遇保障以及兼職教師聘用等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同時，支持校企合作共育，指導、推廣一批有效的“校企互聘、成本分攤、績效激勵”師資隊伍建設方法。
胡衛也認為，應加強配套設施建設，盤活存量教育資源。各地教育部門應會同財政部門根據實際擴招人數給予教學及生活設施基建專項補助。要敦促院校按擴招后生師比，加大“雙師型”教師引進和培養力度，并鼓勵院校間教學生活設施開放共享，創新教育教學形式。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社會培訓機構為“四類人員”提升文化素質提供培訓服務。
保障質量，探索分層分類培養模式
除生源、師資等外，保障高職進行有質量擴招的關鍵在于培養過程。而這一過程，隨著高職生源結構的變化也更為復雜化。
“現在高職院校面臨著辦學模式多樣化、人才培養模式多樣化和學校評價模式多樣化三大問題。”劉曉說，以人才培養模式多樣化為例，“過去可以拿著一套人才培養方案去培養學生，但現在學生的基礎、興趣、目標等都不一樣，學校也應該去設計針對不同層次、不同類別學生的培養方案。比如，學生可選擇的學習形式、內容、資源平臺是不是多樣化的？對學生的評價考核是不是也應多樣化？”
浙江金融職業學院電子商務專業主任陳月波在給該專業擴招學生上課時曾觀察到，這些學生的最大特點是動手能力強，學習目標明確，對所學知識或技能的實用性要求更強，“有的學生選擇這個專業，就是為了自己能夠就業創業，比如開個網店等”。
因此，陳月波所在的電子商務專業根據學生的特點及不同需求，對人才培養方案進行了調整，把課程設置為6個能力模塊，“學生可自主選擇其中4個模塊學習，盡可能滿足學生的多樣化需求，讓他們學到能夠更好就業的一技之長”。
在鄭亞莉看來，高職生源多樣化的特征，的確需要當代高等職業教育突出因材施教這個主題。學校要充分調研“非傳統生源”的學習背景、動機以及目的，結合學校辦學特色，科學制定人才培養方案，合理確定教學計劃，充分提升學習育人的成效。與之相應的，她認為，也應針對擴招后在校生的不同等特征制訂針對性的教育管理制度，比如鼓勵開展線上教學、分散教學等。
“相關行政部門一方面要給予學校政策指導、加強監督，另一方面也要給予學校更多辦學自主權以及政策支持，如學分制改革、學時靈活安排、評價考核創新等。”鄭亞莉呼吁，政府應鼓勵企業參與辦學，在制度保障、經費投入、成果共享等方面給予企業更多更實的政策、經濟支持，促進企業積極、用心參與職業教育，“解決人才培養出口的最佳途徑就是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孫慶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