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草案”），面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現行教師法制定于1993年，時隔近30年，中國教育在這一階段迅猛發展，教師隊伍規模、質量、結構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專任教師總數由1097.89萬人提高到1792.97萬人。對標新時代教育發展和教師隊伍建設需求，新一版教師法為廣大教師和全社會期待已久，修訂后會有哪些新變化也受到高度關注。
明確教育懲戒權
教育懲戒權是近年來的熱點話題，由于法律規定不夠明確，容易與體罰、變相體罰等混淆，加上家長的高度敏感和過激行為，導致現實中不少老師不敢、不愿對一些需要矯治的學生行為進行懲戒。此次修訂將“教育懲戒”納入教師基本權利當中。
“草案明確教育懲戒是教師基本權利，也將《中小學教育懲戒規則（試行）》中的相關內容上升到法律條文層面，為教師實施教育懲戒提供了法律依據和保障，有利于破解教師不會管、不能管、不敢管的問題，最終目標是要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北京師范大學中國教育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員景安磊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教師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易凌云說：“這既是對教師職務行為的認可和保護，也是對教師專業職責的限定與約束。教育是一門需要精心設計的藝術，懲戒和批評、表揚和鼓勵都是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的教育方式與手段，教師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運用。強調‘師道尊嚴’‘尊師敬教’，就必須承認并賦予教師合法使用教育方式手段的權利，并免除教師正當實施教育懲戒而帶來的輿情指控、家長報復等極端情況。”
首都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常務副主任、教育學院院長蔡春說：“草案將教育懲戒納入原法規定的教師指導評價權中，作為指導評價權的一個組成部分，并未將其作為一項單獨的權利進行規定。教育懲戒是教育活動的自身要求和必要組成部分，也是維護教育教學秩序、實現學生受教育權利的重要保障。”
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院長劉復興說：“明確教育懲戒是教師基本權利，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師不敢管的現象，同時也明確了教師的管理義務，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教師不想管的現象。”
明確國家公職人員身份定位
草案規定，公辦中小學教師是國家公職人員。雖然教師待遇一直參照公務員施行，但是通常社會印象中，教師是事業編制，和國家公職人員還是有所不同。
“這是一個重要進步。”劉復興說，“此前教師法中對教師職業所承擔公共教育職能與黨和國家所賦予教師的教化職能反映不夠。此次修訂是對公辦中小學教師職業所承擔公共教育職能與黨和國家所賦予教師的教化職能以及維護黨和國家、人民利益的職責的強化，是在師德師風、思想政治素質等基礎上對公辦中小學教師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
“實際上，2020年《公職人員政務處分法》、2018年《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中對此都有明確。凸顯教師職業的公共屬性，強化教師承擔的國家使命和公共教育服務的職責。”易凌云說，“草案進一步明確，有助于教師的政治地位、社會地位、職業地位的提高。”
蔡春說：“公辦中小學教師是國家公共教育服務職責的具體履行者，涉及社會公眾、公共經費、社會資源，對社會公共利益具有重要影響。因此，國家公職人員這一法律身份是與公辦中小學教師的職業特性相契合的，是教師職業的內在要求和社會對教師職業的要求。明確法律身份，一方面能夠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意味著他們要履行相應的義務，如交流輪崗的義務，不可有償補課的義務，不可收取學生和家長禮金、財物的義務等，對教師的教育教學工作也提出了更嚴格的要求。”
“這一點為‘確保中小學教師平均工資收入水平不低于或高于當地公務員平均工資收入水平’提供了法律依據，可以預見教師的地位待遇將會不斷提高，教師會成為真正令人羨慕的職業。”景安磊說。
提高學歷準入門檻
草案規定，教師最低學歷準入門檻提高到幼兒園為專科、中小學為本科。此前，最低學歷要求分別為：幼兒園要求幼兒師范學校畢業，小學為中等師范學校畢業，初中為專科，高中為本科。前兩者其實都屬于高中階段教育。
“學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教師職前教育階段的專業知識和專業能力的儲備水平，學歷要求提高實際上就是對教師專業素養要求的提高，這是新時代發展中國特色世界先進水平的優質教育的基礎。”易凌云說，“這既是未來構建高質量教育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近年來教師教育發展的必然結果。20世紀末、21世紀初我國開始從三級師范教育體系逐漸向兩級教師教育體系改革，實際上就是將師資培養層次上移。現在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2018年全國統一的教師資格制度建立，改革后的教師資格考試擴大了教師來源渠道，報考人數逐年遞增，報名條件之一就是‘具備大專及以上學歷’。”
景安磊說：“2020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為54.4%，2022年大學畢業生預計將達1076萬人，可以持續為幼兒園和中小學輸送更多優秀教師資源儲備。”
從1993年到2020年，幼兒園教師專科以上學歷占比從2.8%增長至85.75%，小學教師本科以上學歷占比從0.18%增長至66%。“可以說，本次修訂是對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教師學歷水平整體提升這一教育現實的積極回應，反映了法律的與時俱進，也將有助于引領我國教師的學歷水平和專業化水平不斷提高。”蔡春說。
提高待遇和保障
草案既規定了從業禁止，比如有性侵害、虐待、暴力傷害等違法犯罪行為，以及酗酒、精神病史或者濫用精神類藥物史等禁止從業。也在教師待遇和保障方面做出許多新的規定，其中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進一步落實高校收入分配自主權，規定“高等學校根據國家有關規定，自主確定內部分配辦法，健全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符合高等學校行業特點的工資收入分配制度。”這一規定得到高校教師高度肯定。
劉復興說：“這十分有利于鼓勵高校教師開展原始創新，十分有利于雙一流建設，十分有利于建設創新型國家。”
蔡春說：“這一規定與我國近年來實施的高等教育領域放管服改革、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的分配政策等改革是一脈相承的，體現了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遵循和高校教師工作特點的充分考慮。”
二是保障教師潛心教書、靜心育人。除特殊、緊急情況外，不得安排教師到與教育教學無關場所開展相關工作，不得安排教師從事學校以外的執法、執勤或者其他與教師職責無關的工作。同時對政府保障職責不到位追究責任做出規定。
“草案回應了教師教書育人以外的額外負擔較重這一近年來較為突出的問題，意在對社會事務進校園進行重點規范，有利于營造良好的教育教學環境，讓教師全身心投入教書育人工作。”蔡春說。
劉復興認為：“這也是一個重要進步，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對政府的責任與追責做了具有一定操作性的規定，有利于保障法律的實施。”
景安磊說：“明確政府保障教師履職的主體責任，有利于營造教師安心從教的制度體系和社會環境，有利于引導教師將更多精力向教育教學集中，重塑教書育人的執著、熱愛教育的定力、淡泊名利的堅守。”（本報記者 李玉蘭）